移风易俗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普遍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习俗根深蒂固，与新时代文明风尚的冲突尤为明显，如何既尊重民族传统、维护民族团结，又有效引导群众摒弃陋习、减轻负担，成为考验基层治理智慧与统战工作能力的实践难题。广西那坡县城厢镇以“五个统一”工作法为抓手，在党建引领下，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运用统战思维团结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抓住“土厨师”“道士”等关键群体，积极探索了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移风易俗新路径。本文基于城厢镇的工作实践与详实数据，旨在分析其以统战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推动民俗（以白事为重点）改革与民族团结进步深度融合的实践经验、面临挑战与启示。

　　那坡县地处广西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地，城厢镇作为县城所在地，辖30个村（社区），壮族、汉族、彝族、瑶族等多民族交错杂居，民族文化多样，风俗习惯各异。长期以来，当地婚丧嫁娶，特别是丧葬（白事）活动，深受传统习俗影响，普遍存在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流程冗长、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负担沉重。根据城厢镇2025年4月11日至9月30日的丧事报备清单统计，在百余起有效报备丧事中，总支出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部分城区或社区丧事支出高达3-5万元，甚至超过5万元（如镇玉社区部分丧事）。虽然部分农村地区支出控制在万元以下，但相较于当地群众收入水平，仍构成沉重经济压力。“薄养厚葬”、攀比之风加剧了家庭负担，甚至导致因丧致贫、返贫；二是时间跨度冗长。“丧事不超3天”是移风易俗倡导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数据显示，超过3天的案例占比不低。如洞汉村有丧事持续10天，龙华村、百林村、和平村等多地出现4天、5天甚至7天、9天的个案。冗长的丧期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严重影响家庭正常生产生活；三是传统力量深厚。“道士”（道公）在丧事中扮演关键角色，其“看日子”择吉出殡的习俗，是导致丧期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凸显了这一传统职业和习俗的强大影响力。此外，宴请“土厨师”操办大规模宴席也是固定环节；四是观念转变困难。部分群众将隆重操办丧事视为“尽孝”和“有面子”的表现，对简化程序、降低标准存在抵触情绪。受传统观念和从众心理影响，主动报备意识不强，存在“不主动报备、事后补报不及时”现象，甚至在实际操办中“阳奉阴违”。

　　这些陈规陋习不仅加重了群众负担，扭曲了人情交往的本质，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背道而驰。然而，在民族地区，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令极易引发文化冲突和民族情绪，损害民族团结。因此，如何创新工作方法，在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引导和良性变革，成为城厢镇必须破解的治理难题，也为运用统战思维开展基层工作提供了实践场域。

　　面对挑战，城厢镇没有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将统战工作中“求同存异、聚同KAIYUN中国网站化异、团结引导”的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出以“五个统一”为核心（统一操办规模、统一宴席标准、统一随礼上限、统一服务队伍、统一监督管理）的移风易俗工作法，其核心创新在于：

　　（一）党建引领与多元协商相结合，筑牢统战工作基石。城厢镇坚持党组织在移风易俗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承诺书、执行报备制度、简化婚丧事宜。同时，将统战工作方法融入基层民主协商过程 。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组织各族群众、乡贤、民俗从业者代表等共同参与，以“五个统一”精神为指导，协商修订村规民约，制定《婚丧喜宴操办公约》。例如，那赖村红白理事会通过入户协商，将彩礼上限、宴席标准（每桌不超过500元含烟酒）、随礼金额等形成共识后写入村约。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沟通、凝聚共识的过程，确保了规则既体现政策导向，又兼顾地方实际与民族习惯，提升了规则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

　　（二）抓住“关键少数”与团结专业群体，延伸统战工作手臂。城厢镇敏锐地意识到，推动习俗变革必须影响和团结习俗实践中的“关键人物”。这体现了统战工作“抓住重点、影响一片”的策略。团结引导“土厨师”群体，乡村宴席“土厨师”是宴席规模、菜品标准的直接执行者。城厢镇将他们定位为“移风易俗倡导员”和“文明新风践行者”，组建了40支271人的家宴厨师队，通过培训、纳入红白理事会联系范围等方式，引导他们在“掌勺”时主动宣传节约理念，严格把控菜品数量与成本，从源头上遏制超标准操办。2025年以来承办的258场红白事宴席，据汇报，未出现超标准情况。接触联系“道士”（道公）群体，这是最具挑战性也最具统战智慧的一环。城厢镇没有简单将“道士”视为封建迷信的象征加以排斥，而是通过红白理事会、村（社区）干部进行接触和引导。虽然直接转变其职业行为模式难度大，但通过持续宣传“丧事不超3天”等要求，部分丧事家庭在选择“道士”和协商流程时，开始有了简化意识。长期来看，这是对传统民俗从业者进行潜移默化影响、寻求其理解乃至配合的初步尝试。

　　城厢镇在宣传中注重贴近民族生活、契合群众认知习惯，避免生硬说教。一是创造数字口诀。提炼“婚事520、633”（宴席每桌不超500元、嫁娶合办不超20桌、随礼不超200元）、“丧事1337”（殡乐队不超1帮、杀猪不超3头、丧事不超3天、事后7天内报备）等朗朗上口的宣传口诀，便于各族群众记忆传播；二是活用民族节庆。利用壮族三月三、那桑“风流街”、达腊彝族“跳弓节”、者兰“歌圩节”等各民族传统节庆平台，组织山歌队编排移风易俗节目进行表演，将新观念融入民族文化活动，提升各族群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三是树立身边榜样。广泛评选“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婆媳”“文明家庭”等群众身边可感可学的先进典型（2024年推荐县级以上3名，镇村评选30户65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发挥榜样在移风易俗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这契合了各民族共同尊崇的道德价值观。

　　在“破旧”的同时注重“立新”，提供替代性解决方案，减少改革阻力。例如，科冬社区组建由8名有车群众参加的“迎亲志愿服务队”，免费为社区群众提供迎亲服务，既减轻了结婚家庭的租车经济压力，又弘扬了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以实际行动倡导新风。对于县城丧事出殡占道、抛撒纸钱等问题，则联合县文明办、交警、民政等部门组成“联合文明劝导队”，以劝导、协商、协助规范为主，而非单纯处罚，体现了治理的柔性。

　　城厢镇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一是观念认知逐步转变。通过持续宣传，移风易俗相关要求知晓率有所提升；二是部分指标呈现向好趋势。据三季度汇报，操办丧事超过三天的比例、彩礼超过3万元的比例环比有所下降。丧事报备制度基本建立，信息登记日趋规范；三是治理合力初步形成。“党建+一约四会一队”（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机制有效运转，基层自治组织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得到发挥；四是志愿服务新风尚萌芽。迎亲志愿服务等创新举措受到群众欢迎。

　　然而，数据也揭示了深层挑战。一是习俗惯性强劲。丧事支出高位运行、丧期超过3天的情况仍较普遍，“道士看日子”的传统力量依然是影响丧期长度的主要因素，反映出传统观念与现行倡导之间的张力。二是区域与群体差异明显。不同村（社区）、不同民族群体对移风易俗的接受度和执行情况存在差异。部分社区（如镇玉社区）丧事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三是报备与执行存在温差。存在“事前承诺、事后变通”的现象，表明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仍需时日；四是对“道士”等关键群体的直接影响有限。目前工作更多是通过影响事主间接作用于他们，如何更有效地团结、引导甚至规范这部分民俗从业者，是需要深入探索的统战课题。

　　城厢镇的实践表明，在民族地区推动移风易俗，尤其是涉及丧葬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习俗改革，必须超越简单的行政化管理思维，注入统战工作的理念与方法。

　　（一）坚持“尊重差异”与“凝聚共识”相统一。充分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KAIYUN中国网站和情感寄托，承认习俗变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通过民主协商找到各族群众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将国家政策、文明理念与地方知识、民族智慧相结合，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新村约”“新公约”。

　　（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统战公式。对陈规陋习带来的经济负担、社会负面影响要进行理直气壮地批评引导，但对持有传统观念的群众、对相关从业者（如“土厨师”“道士”），首先要立足于团结，通过接触、联系、服务、引导，逐步转变其认识和做法。对“土厨师”的成功引导即是范例，对“道士”群体的工作需要更细致的策略和耐心。

　　（三）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共治”格局。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移风易俗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协调作用。同时，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以及乡贤、民族代表人士、民俗从业者等“关键少数”的桥梁纽带和示范带头作用，形成党政群协同、各族各界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推动“文化创新”与“服务赋能”双向发力。移风易俗本质是文化变革。要善于挖掘和创新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与节俭、文明、孝亲等时代价值相契合的元素，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赋予传统节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要像组建迎亲志愿服务队那样，积极创设新的、更文明的仪式服务和社区支持系统，用贴心的服务替代陈规的负担。

　　总之，城厢镇以“五个统一”工作法推动移风易俗的实践，是一次将统战工作理念与方法创造性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敏感复杂的民族民俗领域的积极探索。它表明，在民族地区，改革旧俗、树立新风的过程，完全可以成为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和谐的过程。这条尊重差异、凝聚共识、柔性引导、协同共治的路径，为新时代民族地区基层统战工作与乡村治理有效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层实践基础。